更新时间: 2025-06-17 23:56:23
文学概论是自学校1959年成立重点建设的课程之一，经何昌之、俞齐进等几代老师的共同努力，1985、1986级学生两次在全省师专统考中获总分全省第一。甘肃省教学名师郭昭第教授负责的文学理论于2008年评为省级精品课程，教学团队2013年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主持的“文艺学系列课程创新实验研究”2012年获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郭昭第等讲授的多次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和审核评估中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 这门课的主题是：在传统语言、审美、文化，及语言、形象、意蕴等维度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价值观念、文本话语系统、社会生活方式三个维度，通过对作为结构形式、形象系统、意识形态方面的理想价值观念，作为话语元素、层级、喻指方面的文本话语系统，作为作家、读者、教师、编辑的生活方式的系统阐述，重新梳理和建构了文学理论体系，并以小结乃至结论的方式对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困惑作了较为全面、客观、透彻的归纳和总结，使文学理论不再是强硬观点的武断界定、已有框架的顽强维持和真实问题的刻意掩盖，而成为现有观点的客观罗列、已有结构的重新调整和自身问题的完整呈现。形成了完整的讲义和教案。 从这门课中可以获得：一、领会经典理论文本内涵，掌握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及文学活动基本规律，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具备独立分析文学问题的初步能力；二、具有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三、具备运用文学概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四、是能够结合文学概论课程特点组织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和社团活动，让学生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实现综合育人的目标。 这门课的特色和亮点：一是实现了教学主体内容从《文学元素学》注重作家生命现象、文本文化现象、读者审美现象超学科视域研究，到《文学三元论》热衷文学表象层、本体层、核心层的文学行动元素、表现元素、结构元素的理论梳理，到《文学三维度论》尝试通过对作为理想价值观念、文本话语系统、作家读者生活方式的系统阐述，重新梳理和建构了文学理论体系，实现了课程内容的三次自我革命；二是实现了教学基本方式从单纯线下课堂讲授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自我革命。
...原标题：葛浩文的中国文学视界《论中国文学》，葛浩文著，史国强编，闫怡恂译，现代出版社2014年4月版，35 .00元。 《萧红传》，葛浩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11年1月版，20 .00元。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葛浩文以翻译名，他译萧红、萧军、巴金、老舍、朱自清、端木蕻良，译白先勇、李昂、朱天文、朱天心、王祯和，译苏童、贾平凹、王安忆、刘恒、刘震云，当然，最为人所知的还有莫言。对于这样一位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翻译家，译作堪称卷轶浩繁，我们以往多视为单纯的译者及一本《萧红传》的作者，或许未虑其对华语文学的看法。这自然是一种熟视无睹，那葛浩文的文论集《论中国文学》的出版，或可补全其一较为完整的样貌：翻译中国文学的背后，有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怎样的视界。可以说，葛浩文的中国文学观，“奠基”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自己讲，“夏先生有关各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论与看法以及他小说史之全般观点与方法，都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朋友们所遵奉的指南针”。《中国现代小说史》初刊于1961年，后有若干增订，成为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性著作，其时亦正是葛浩文学习汉语及文学之始，“指南针”之说不虚矣。后来，在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 历史及鉴赏指引》中，葛浩文负责撰写1917至1949年间中国小说概论一章，其分期大致脱胎于夏志清的著作，观点亦无太多出入，唯有对巴金的看法不太一样。夏志清对巴金没有太高的评价，葛浩文虽也指出巴金的若干缺点，但仍认为，“若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受欢迎及最有名气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地，巴金在文坛的地位是仅次于鲁迅的”。葛浩文研究过许多作家，如萧红、萧军、柏杨、莫言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有一个立论的“定心石”，就是鲁迅。他感兴趣的作家大多和鲁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有过交往，抑或在创作上有着某种承继，细心的梳理辨析总是有益处的。如他直接写了一篇《鲁迅和他的“门徒”》，列出鲁迅的同道(朋友或弟子)，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叶紫、黄源、柔石、瞿秋白、韦素园等，其结局都不太妙，或英年早逝，或倒于枪口下，或在清洗中厄运连连，“即使像丁玲这种仅只和鲁迅门徒亲近而与鲁迅自己不熟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反映出葛浩文的某种研究偏好，或说性格的特质。萧红是葛浩文倾注了极大心力的作家，不仅翻译了她的许多作品，并写出一本《萧红传》(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论中国文学》中有几篇是关于萧红，篇篇与鲁迅有关，《谈萧红与鲁迅》、《萧红与阿Q》：前者在香港《抖擞》杂志上刊发，介绍萧红与鲁迅的交往，尤其重点论说香港读者未必熟悉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后者有创见地提出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与阿Q形象的关联，“(阿Q )是否真的转世为人，‘又是一条好汉？’从某个角度来看，答案不仅是肯定，而且是借鲁迅最偏爱的年轻弟子之一，东北女作家萧红的笔出现。”在《禁脔》中，葛浩文集中论述了莫言之于鲁迅作品主题的某种承继。所谓“禁脔”，意指同类相食，《药》中的血馒头，《狂人日记》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莫言显然对此范畴的题材颇有兴趣，不止一篇作品加以表现，如《弃婴》、《灵药》，更以长篇小说《酒国》构筑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对鲁迅之“救救孩子”的呼应，但“70年后，中国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改变？”昔日的“狂人”除去愤怒又该如何，“他没有开枪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莫言在暗示，我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要步上了丁钩儿(小说主角)的后尘。”而葛浩文论述台湾作家柏杨(原名郭衣洞)时，步步紧扣着鲁迅。从文艺道路，都是从小说写作，“换成另一种更为尖锐的文学类型，也就是鲁迅所擅长的杂文”，而区别在于，鲁迅的小说较之其杂文，生命力要长久得多，但柏杨恰是“杂文比小说长命”。柏杨近似鲁迅的是其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注，“反映当时的时代之外，还能把人性的黑暗面挖掘出来”(聂华苓语)。柏杨自己也说，“自从白话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我的小说倒是学鲁迅的……”葛浩文写《小说柏杨》，几乎就是柏杨受鲁迅影响论，或平行比较论。由此看来，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虽是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来，但他并未接受夏氏对鲁迅虽肯定却仍有所保留的观点，而是极度认同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思想高度。他对萧红、萧军、柏杨、莫言等作家的翻译及研究，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有意味的是，未见葛浩文发表过研究张爱玲的文章，且似亦未见过翻译，联想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张的篇幅超过鲁迅的情状，似可看出葛浩文的某种偏好。还是应该说，从葛浩文的这本文论集看，客观地讲，其研究是附属于其翻译的，重量谈不上太足(专著《萧红传》除外)。一些文章是介绍性的，如《萧军自传及其他》、《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况》、《艺术的生活：萧红与自传》等，放到如今，已然显浅易；而如《中国现代小说概论》，给美国读者看可以，对于我们而言太简单了。不过，尽管有如许不足，文论集仍对全面认识一位重要的翻译家大有裨益，因为互文的价值，不是其他可以轻易取代的。
...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专访时，67岁的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亨德森讲座教授王德威谈到了他对已故夏志清教授的印象。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47年赴美留学，四年后获授耶鲁大学博士，1961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同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王德威认为，这本书“迄今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书”，说夏志清是“开山祖师”毫不为过。 1990年，夏志清一方面催促王德威申请哥大教职，另一方面在系里“独排众议，豁了出去”，终于使35岁的王德威以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的身份进入哥大，成了夏志清的接班人。 在哥大共事的15年里，王德威与夏志清交往密切。王德威的办公室就是夏志清以前的办公室，夏先生几乎每周回来串门。 在王德威看来，夏先生的个性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老顽童”，很“张牙舞爪”，有时甚至充满了“偏见”。 “任何见过夏志清的人都会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他的下一句话会冒出什么。”王德威告诉中华读书报，“李锐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见到夏志清——他欢迎山西来的客人，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帅！ 第二句说：你长得很像鲁迅，但是你长得比鲁迅漂亮。接下来又说：你的牙好白……太多奇怪的经典的场面。” 王德威接着说，夏志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他写文章的姿态、文章投射的人格是很不一样的。但在那个意义上，他反而理直气壮，他的评论反而是个性地呈现他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立场，他无所顾忌——就那样。我们受到几十年新批评的训练，变得循规蹈矩，夏志清常说我不够有胆识，怎么文章写得那么八股？ 没办法，这和气性、个性，成长环境有关系，夏先生是那个世代很有个性的学者”。 王德威眼里的夏志清“平常不喜欢谈学术，喜欢谈西方的老电影，喜欢开玩笑，喜欢和年轻女人一起吃饭，这是他表演性的一面；他是英美文学博士，欧美汉学界，涉猎之广博，影响之深远，而又在批评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先生可谓是第一人。1961年他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迄今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书，说他是开山祖师毫不为过”。 关于夏志清对中国文学是否有所偏颇的问题，王德威说： “这是夏先生50年代的阅读所得，他讲话有自己的出发点。他做中国文学研究时是冷战时期，海外收藏五四时期的图书有限，依赖几家图书馆累积材料，然后作出判断。他当时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萧红等作家，也曾感叹如果有机会看到萧红、端木蕻良的作品，他会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好好写一章。可以想象他如果写萧红，一定不会四平八稳地把所谓历史元素、思想元素作为判断标准，他特别强调字质本身的精准、精密度。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乏善可陈。这有点像俗语讲的‘国王的新衣’，只是大家不愿拆穿真相。他刻意发掘了一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作家：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这是他的贡献。还有一个作家他特别赞赏：张天翼。在文学的领域里他有一个立场：看你对社会关心的程度，看你的文字。他坚信伟大的文字有一个伟大的灵魂。”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于纽约病逝。王德威后来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想象，在另一个世界里，夏先生“是不是还忙着和女士们热情拥抱……提醒张爱玲多运动、多吃维他命？ 而他对学术最高标准的坚持想必一如既往，对文学和生命之间的复杂关怀绝不让步。比起行走江湖、大言夸夸的大说家们，夏先生独自在小说的世界里看到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动荡与悲欢。是这种坚持‘小说’历史的勇气和洞见，让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
...自称“同学如弟”的钱锺书先生，于乙丑（1985年）四月为徐燕谋诗集补写序言时说：“昔同寓湘西山间，僭为君诗作长序，稿既仅剩烬余，序亦勿免摧烧，余自存底本又佚去”，遂“奋笔更为之序”，“聊志吾二人之交情云尔”（《〈徐燕谋诗草〉序》。以下凡引钱著，均只注作品名）。其实原序“尚在人间”。据郑朝宗先生说，1942年他曾有幸读到原序，因“酷爱其文字之美”，特将之抄录下来，原题为《徐燕谋诗序》，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故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的《钱锺书集》十种之一《人生边上的边上》，收有钱先生的“补序”和郑先生的“抄序”两篇。 钱先生为徐燕谋同一诗集所撰写的“两篇”序言，因齐归文集，已广为人知，而他为徐燕谋在1949年前编纂的两本大学英语教材所作的两篇英文序言，却未收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钱锺书英文文集》。范旭仑先生曾撰文指出《钱锺书英文文集》编辑六类问题之二“失收”，就包括没有收录“钱先生序徐燕谋所编两部选本”（范旭仑《〈钱锺书英文文集〉的编辑错误》，《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故两序虽属已刊稿，却颇类佚文，有必要加以“发掘”。 徐燕谋编纂的第一本“大学教本”《现代英文选》，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由上海龙门出版公司初版，同年11月二版，次年7月增订。参与“选注者”谢大任（1899-1994），江苏苏州人，医学英语及拉丁语专家、教授，与徐燕谋在光华大学同事。《现代英文选》共选编英文30篇，如迪斯尼（Dorothy Cameron Disney）的《勇气》（AQuestion of Courage）、萨基（Saki）的《敞开的窗户》（The Open Window）等。钱先生的序言写于1946年7月14日。 钱先生在序中说，编写教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编纂者因疏忽而未选或收录而欠当，都容易受到责难。而本书能做到两全齐美，兼顾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作者的代表作品，可见谢、任两位先生选稿审慎，才华出众。所以，这部优秀教材如同精心调制的“文学沙拉”，适合大学新生的不同口味。钱先生还特别以毕尔勃姆（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和莫利（ChristopherMorley）的《论门》（OnDoors）两篇文章为例，说它们都是经典之作，具有让人一见如故的魅力。“新相知”而“如故人”，是钱先生谈文论艺时的常用语（《〈史传通说〉序》）。 由此可见，在钱先生看来，编辑的口味或文艺鉴赏力非常重要，这与翻译不同：翻译“只像开水煮过的杨梅，不够味道”（《谈中国诗》），而编辑是将原汁原味的“水果”配制成“沙拉”；“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林纾的翻译》），而好的编辑却能赢得读者与作者双方的褒扬，并成就了自己。 徐燕谋编纂的第二本“大学教本”《现代英国名家文选》，于民国36年（1947年）8月初版，出版者为严幼芝，地址与龙门出版公司一样：上海茂名北路300弄3号。严幼芝（1990-1988），江苏东台人，龙门书局的创始人，民族实业家、出版家。他肄业于大同大学，1930年发明了化学制版法，在上海创办龙门书局。参与“编著者”有谢大任和周缵武。周缵武（1906-1992），江苏宜兴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教授，也曾任教于湖南国师和光华大学，与钱先生、徐燕谋为同事。 《现代英国名家文选》编选了罗素、萧伯纳、毛姆、伍尔夫等人的作品40篇，只保留了《现代英文选》中的比尔博姆（MaxBeerbohm）、科勒律治（MaryE.Coleridge）、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和本内特（ArnoldBennett）四位作家，并且他们四位入选的作品并不相同。书后依次附有注释、作者小传（按字母顺序）和三篇文论。文论分别是：弗里曼（JohnFreeman）的《英国散文家》，本森(A.C.Benson)的《散文家的艺术》和克拉顿-布洛克(ArthurCluttonBrock)的《英国散文的缺陷》。钱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间是1947年7月。 这篇序言较前一篇内容更丰富一些。首先是谈编辑的价值。他说，英法作家们都有个一贯的主张：一个理念之父或观念的发现者，与其说是其创造者，毋宁说是其推广者。因为身为作品推广者的编辑，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文学之脍炙，并使艺术之乐趣得以广泛蔓延。这让人想起钱先生致夏志清教授一封信里的类似表达：“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海龙《钱锺书致夏志清的英文信》，2018年1月18日《文汇报》）钱先生因《围城》受到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而说的（《〈围城〉重印前记》）。所以，王德威教授也曾说：“钱锺书今天在欧美汉学界享盛名，绝对与受夏志清的品题有关。”（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推广者与其创造者应享有同等尊重的资格。其次谈选文，称许它们避免了当时高校教材中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冗长乏味和盛行的廉价快餐两个极端，很好地满足了学生轻松阅读和认真研究的双重需要。当然，以上两点都嘉赞了编辑的功绩。最后是谈注释，认为它们能够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帮助，彰显出“文学侦探”的卓越技巧。 2006年，复旦大学为纪念徐燕谋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重印了《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新版增添了徐先生弟子陆谷孙先生的序言一篇，体例上也稍作调整，如将每篇选文的作者小传置于篇首，注释置于文末，以方便读者的阅读。陆先生的序言除了沉痛的回忆之外，还有由衷的感叹。他说，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徐燕谋师辈们身上那种理想主义者高雅的艺术品位，已不复被承继，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者“时尚”的现实需求。因此，《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曲高和寡，不再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陆先生一语成谶，连同钱先生的精美序言亦有湮没之虞。 然而，学贯中西的钱先生当年已有光华大学、西南联大、蓝田国师等高校教学经历，又曾历任多种中英文刊物的编辑或主编（钱之俊《钱锺书的编辑工作》），所以两篇前后相继的序文可谓是知言者的有感而发。其篇幅简短，而意味隽永，精辟之见启人神智，不特具史料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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