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两篇值得“发掘”的“佚文”-中华读书报-光明网

    自称“同学如弟”的钱锺书先生，于乙丑（1985年）四月为徐燕谋诗集补写序言时说：“昔同寓湘西山间，僭为君诗作长序，稿既仅剩烬余，序亦勿免摧烧，余自存底本又佚去”，遂“奋笔更为之序”，“聊志吾二人之交情云尔”（《〈徐燕谋诗草〉序》。以下凡引钱著，均只注作品名）。其实原序“尚在人间”。据郑朝宗先生说，1942年他曾有幸读到原序，因“酷爱其文字之美”，特将之抄录下来，原题为《徐燕谋诗序》，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故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的《钱锺书集》十种之一《人生边上的边上》，收有钱先生的“补序”和郑先生的“抄序”两篇。     钱先生为徐燕谋同一诗集所撰写的“两篇”序言，因齐归文集，已广为人知，而他为徐燕谋在1949年前编纂的两本大学英语教材所作的两篇英文序言，却未收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钱锺书英文文集》。范旭仑先生曾撰文指出《钱锺书英文文集》编辑六类问题之二“失收”，就包括没有收录“钱先生序徐燕谋所编两部选本”（范旭仑《〈钱锺书英文文集〉的编辑错误》，《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故两序虽属已刊稿，却颇类佚文，有必要加以“发掘”。     徐燕谋编纂的第一本“大学教本”《现代英文选》，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由上海龙门出版公司初版，同年11月二版，次年7月增订。参与“选注者”谢大任（1899-1994），江苏苏州人，医学英语及拉丁语专家、教授，与徐燕谋在光华大学同事。《现代英文选》共选编英文30篇，如迪斯尼（Dorothy Cameron Disney）的《勇气》（AQuestion of Courage）、萨基（Saki）的《敞开的窗户》（The Open Window）等。钱先生的序言写于1946年7月14日。     钱先生在序中说，编写教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编纂者因疏忽而未选或收录而欠当，都容易受到责难。而本书能做到两全齐美，兼顾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作者的代表作品，可见谢、任两位先生选稿审慎，才华出众。所以，这部优秀教材如同精心调制的“文学沙拉”，适合大学新生的不同口味。钱先生还特别以毕尔勃姆（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和莫利（ChristopherMorley）的《论门》（OnDoors）两篇文章为例，说它们都是经典之作，具有让人一见如故的魅力。“新相知”而“如故人”，是钱先生谈文论艺时的常用语（《〈史传通说〉序》）。     由此可见，在钱先生看来，编辑的口味或文艺鉴赏力非常重要，这与翻译不同：翻译“只像开水煮过的杨梅，不够味道”（《谈中国诗》），而编辑是将原汁原味的“水果”配制成“沙拉”；“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林纾的翻译》），而好的编辑却能赢得读者与作者双方的褒扬，并成就了自己。     徐燕谋编纂的第二本“大学教本”《现代英国名家文选》，于民国36年（1947年）8月初版，出版者为严幼芝，地址与龙门出版公司一样：上海茂名北路300弄3号。严幼芝（1990-1988），江苏东台人，龙门书局的创始人，民族实业家、出版家。他肄业于大同大学，1930年发明了化学制版法，在上海创办龙门书局。参与“编著者”有谢大任和周缵武。周缵武（1906-1992），江苏宜兴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教授，也曾任教于湖南国师和光华大学，与钱先生、徐燕谋为同事。     《现代英国名家文选》编选了罗素、萧伯纳、毛姆、伍尔夫等人的作品40篇，只保留了《现代英文选》中的比尔博姆（MaxBeerbohm）、科勒律治（MaryE.Coleridge）、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和本内特（ArnoldBennett）四位作家，并且他们四位入选的作品并不相同。书后依次附有注释、作者小传（按字母顺序）和三篇文论。文论分别是：弗里曼（JohnFreeman）的《英国散文家》，本森(A.C.Benson)的《散文家的艺术》和克拉顿-布洛克(ArthurCluttonBrock)的《英国散文的缺陷》。钱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间是1947年7月。     这篇序言较前一篇内容更丰富一些。首先是谈编辑的价值。他说，英法作家们都有个一贯的主张：一个理念之父或观念的发现者，与其说是其创造者，毋宁说是其推广者。因为身为作品推广者的编辑，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文学之脍炙，并使艺术之乐趣得以广泛蔓延。这让人想起钱先生致夏志清教授一封信里的类似表达：“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海龙《钱锺书致夏志清的英文信》，2018年1月18日《文汇报》）钱先生因《围城》受到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而说的（《〈围城〉重印前记》）。所以，王德威教授也曾说：“钱锺书今天在欧美汉学界享盛名，绝对与受夏志清的品题有关。”（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推广者与其创造者应享有同等尊重的资格。其次谈选文，称许它们避免了当时高校教材中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冗长乏味和盛行的廉价快餐两个极端，很好地满足了学生轻松阅读和认真研究的双重需要。当然，以上两点都嘉赞了编辑的功绩。最后是谈注释，认为它们能够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帮助，彰显出“文学侦探”的卓越技巧。     2006年，复旦大学为纪念徐燕谋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重印了《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新版增添了徐先生弟子陆谷孙先生的序言一篇，体例上也稍作调整，如将每篇选文的作者小传置于篇首，注释置于文末，以方便读者的阅读。陆先生的序言除了沉痛的回忆之外，还有由衷的感叹。他说，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徐燕谋师辈们身上那种理想主义者高雅的艺术品位，已不复被承继，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者“时尚”的现实需求。因此，《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曲高和寡，不再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陆先生一语成谶，连同钱先生的精美序言亦有湮没之虞。      然而，学贯中西的钱先生当年已有光华大学、西南联大、蓝田国师等高校教学经历，又曾历任多种中英文刊物的编辑或主编（钱之俊《钱锺书的编辑工作》），所以两篇前后相继的序文可谓是知言者的有感而发。其篇幅简短，而意味隽永，精辟之见启人神智，不特具史料价值也。 

澹荡心态澹荡文

《青瓷碎片》一书作者张昌华是个澹荡人,也是个善写澹荡文的散文家。“澹荡”,又作“骀荡”,舒缓荡漾之意。马融《长笛赋》曰 “安翔骀荡,从容阐缓。”《青瓷碎片》47篇散文,字里行间,全都渗透、流露着澹荡的韵味。 《青瓷碎片》,几乎有一半文章,写的是重量级人物 顾维钧、傅斯年、叶公超、台静农、袁晓园、林海音、周而复、夏志清、余光中、鲁迅、胡适、苏雪林、吴作人等。面对这些重量级人物,昌华有好说好,有疵指疵。他在散文中围绕着人物的“性格核心”,多侧面地对人物进行描写。如写顾维钧的“风流”,外交风流,婚姻也风流;傅斯年的“顶真”,国事顶真,小事也顶真;叶公超的“超然”,既超然物外,又超然穷困……这样从“性格核心”出发写重量级人物的性格真实和历史真实,澹荡之气便洋溢纸上。他在散文中以简洁的笔法叙写人物的典型故事,以此表现人物的历史真实。写夏志清成名后还和胡适“较劲”,只因为当年胡适对他的沪江大学学历“透露出很大的失望”;胡适不鼓励他去哈佛、耶鲁读学位,他觉得不应该;“更不应该把我心爱的艾略特乱骂一顿”,夏志清的怨气由此郁结。因此,夏志清著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声誉鹊起后,尽管乃兄夏济安提醒他送一本给老校长胡适,他硬是“闻风不动”,仍与胡适“较劲”。昌华在叙说了这个典型故事后,以澹荡的心态写道 “夏志清在这件事处理上未免有点小气、小孩子气或执拗或大不应该,对胡适训诫的出发点缺少全面的理解。从另一角度审视,夏志清也有一份常人的心,既俗又可爱。”值此盛世,凡是心爱中国,对中国做过好事的人,不管他生前有过什么错失,如今都可以宽容对待之。傅斯年公开揭露、抨击孔祥熙、宋子文,为孔祥熙说情,他当面顶了回去,这需要何等勇气;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了大功,其后,他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学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期到来后,余光中眷念祖国,支持统一,一阕《乡愁》,闻名大陆;对于这样一些功大于过的名人,应该宽容。但是,有一类人,昌华坚决不写 汉奸、附逆文人、“”分子,他是横眉冷对,不屑在笔端提及的。而只要在民族大节上站得住,其余过错,可以宽容,这是昌华澹荡心态澹荡文的又一显著特点。昌华的澹荡心态澹荡文,至少是散文百花园中的一朵香花吧！《青瓷碎片》张昌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上图为袁晓园先生自制贺卡。选自《青瓷碎片》

异路功名

1955年的夏济安（右）、夏志清 夏志清（后排右）、夏济安（后排左）1947年摄于上海照相馆，前排依次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1951年春天，耶鲁大学英语系准博士生夏志清一边忙着写论文，一边为下半年的生计发愁。他说：“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在他眼中，‘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出路’。”有一天，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对他说，政治系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刚领到一笔政府研究经费，正物色人选帮他做研究。原来，主持研究计划的是饶大卫（David N. Rowe）教授。他看到这位来面试的年轻人既是华裔，又是英文系的准博士，写英文总没问题，马上下了年薪四千元的聘书。除夏志清外，还有三位同事跟饶教授做研究。他们负责编写一本《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国军官参阅。我们记得，1951年朝鲜战争烽火漫天，美国学界“中国热”渐渐变得时髦起来。《中国手册》的编写分工合作，夏志清负责“文学”、“思想”和“中共大众传播”三章。此外还要撰写“礼节”和“幽默”两小章。除此以外，他还要参与“中共人物”和“地理”两章的部分编写工作。夏志清醉心英美文学。1947年在北大当助教时，为申请李氏奖学金写了一篇论英国浪漫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长文应征，深得当年在北大任教的著名英国文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欣赏，极力推荐，因得李氏奖学金赴美留学。1978年夏志清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作序，用了不少篇幅介绍他书写这本书的前因后果，开头就交代他怎样硬着头皮扮演“中国专家”。哈佛杨联陞教授有名言，在美国教中文，犹如开杂货店，面对学生，无论你卖什么货，总要有求必应。夏先生说，他“改行”当上“中国问题专家”后最感到头疼的是这本“手册”需要人文、地理和各省、各地区的个别报道。因为实在看不到多少参考资料，“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五十年代后期《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以为封面的特辑，居然也报道中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那晚我们的夏教授捧着这个特辑来看，“看到上海人如何，北平人、山东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据我撰写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夏志清学士、硕士、博士主修英美文学，却以中国文学传香火，这也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C.T. Hsia在美国“汉学界”声名日噪。其时在哥大任教的王际真先生行将退休，在《小说史》还未上市前先在印刷所看了部分校样，暗地连声叫好。王际真先生翻译过《红楼梦》。据他说《小说史》教他佩服得紧的地方不但因内容确达到了“破旧立新”的境界，更难得的是英文亮丽如流水行云，不但国人中难得一睹，即在英语为母语的学人中亦不易一见。志清先生得今之“伯乐”王际真“毫无保留”之推介受聘为哥大东亚语文系教授。《小说史》后，夏公的另一本重头著作是1968年的《中国古典小说》。自此以后，夏公断断续续写了好些重头文章，分别在欧美学报发表。2004年，这些散篇后来结集在哥大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