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 2025-05-03 13:44:30
无论离乡多远，我们总是脱不掉骨子里的乡土气息，忘不了故乡的山水人情，正如画家黄永玉所言：“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人的整个一生；故乡是自己的被窝，或许它的气味并不好闻，但却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乡情隐隐，绵延古今。1948年，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整理出版为《乡土中国》一书。作者由点及面，勾勒了中国基层的社会面貌。为领略社会风土人情，感悟中国文化风貌，西南大学师生就《乡土中国》展开了对话。“乡土本色”：从泥土中诞生的民族研究生罗媛婧：费孝通先生以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洞悉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对中华文明的“乡土性”做出了系统深刻的阐释。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的了。”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与“土”的关系？导师董小玉：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农耕为立身之本，在肥沃泥土中耕种出灿烂的文明果实。因此，我们与“土”血肉相连，生死相关，难以割舍。费孝通先生初次出国时，他的奶奶就给了他一份红纸包的泥土，以解思乡之苦。“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这抔土是游子与身后的故土割不断的脐带，是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驱力。中国农民诗人臧克家在一首小诗《三代》中曾这样写道：“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土地正是农民生存之根、生命之源。此外，我们中华民族与“土”的深厚关联还体现在文学的寻根梦上。鲁迅曾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细读《乡土中国》，我们能在书中找到“乡土文学”中人物特性的缩影，理解人物命运抗争出现的原由。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他的每一次失利都映照着城市和乡村的文明冲突。正如《乡土中国》所指出的“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的社会是浮士德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注定会有剧烈碰撞和摩擦。透析乡土社会，我们才能洞察中华民族从泥土中衍生出的生活习性，感悟从“黄土地”中生长的文明历程，而那朴质无华又丰富多彩的乡土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之所系。“差序格局”：乡村传播结构的新走向研究生罗媛婧：《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核心概念，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最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之一。您认为在人类不断向赛博空间迁移的今天，“差序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导师董小玉：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该理论主要是用于解释以“己”为中心，顺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向外延伸的中国乡土社会关系网。如果说，西方的社会格局是一捆一捆的柴，那我们的格局则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荡开的圈圈涟漪。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又从属于其前后波及的圈子，最终形成联动关系。个体在层层推出、相次有序的波纹里生活，但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渗透，传统乡村逐渐打破了“孤立、隔膜”的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连接、互通”转化，同时也使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和特点。这种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波纹式”传播，在数字时代的脱域机制运行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点。当下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导力量，正解构着传统的乡村传播结构，一个由互联网建构的媒介框架逐渐形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传统的乡土社会基于差序格局，利用亲属常伦组合社群，建立家族式的生产关系。如今，互联网的普及促使乡村直播带货、城市果园等新兴经济形式的兴起，冲破了“群”、“私”壁垒，在地缘的差序格局中衍生出业缘关系，拓展了原有的关系基础。这种新型的乡村传播结构重塑着乡村话语体系和故事结构，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乡村归属感——乡愁由实景引向拟态。由此，日益蓬勃的新媒体对乡村传统的传播结构——基于人伦的差序格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和值得深入探讨的。“从实求知”：治学的脚勤与脑勤研究生罗媛婧：《乡土中国》后记说：“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您认为这体现了费老怎样的治学态度？导师董小玉：费老一生用双脚丈量着这片热忱的土地，始终坚持“到实地去”洞悉基层社会生活现实，贯彻“从实求知”的治学态度与谦逊品格。正如艾蕾斯在其《我的一生》中所说：“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他提出做学问要“脚勤”、“脑勤”。首先“脚勤”就是要迈开脚步，四处问访。费孝通先生曾三访温州、四进贵州、五上瑶山、六下河南、七入山东、八访甘肃，二十七次回江村，可见“真知亦自足底功夫”。其次是“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做学问要将见闻与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以脑指挥脚，以脚带动脑。《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中提出的乡村工业发展、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文化自觉等震铄学界的思想，都是在乡村小道边，田野汽车上和在农户家中酝酿而成。费孝通先生说学术既可以做装饰，也可以做食粮。正是这种“从实求知”的治学理念，使费老脚力与脑力从不停歇，也不以“习惯于”的方法去进行思考和研究，而总是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论证和反思。虽然他曾多次在文中感慨自己的国学功底远逊于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人，但他们却流淌着一脉相承的治学先辈的文化血液。同时可见，费老不仅对学问从实求知，对待治学更是恭敬谦虚。我们也应在费老求实的步履中承扬治学先辈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践履费老“强国富民”的治学精神——从土里长出光荣的历史，既是历史，也是生长，所以才说“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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